66 燕雀安知鸿鹄志 雍季之言百世利_三国之最风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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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 燕雀安知鸿鹄志 雍季之言百世利

  阳翟,荀贞营内。

  程嘉对荀贞说道:“陶徐州素有贪取徐州五郡之意,这倒也罢了,若非君侯之力,彭城而今怕已早起战火,那彭城相薛礼却竟不遣一使前来,面谢君侯,实是不识好歹。”

  虽然因为迫於形势,薛礼与荀贞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,以共抗陶谦,可薛礼这人对荀贞一向来都是不冷不热,比如这次讨董,荀贞好心好意地邀他共起兵,他却丝毫不带委婉的,直接就拒绝掉了,故此而言之,荀贞对此早就“习惯”了。

  老实说,荀贞这次援助彭城,本来也就没指望薛礼会“感恩戴德”,所以薛礼遣不遣人来谢,对荀贞来说,都无关紧要,对此他并不介意。

  荀贞笑道:“薛彭城谢不谢我不重要,重要的是彭城我不得不助啊!”

  程嘉看不得薛礼这副自恃彭城国富而“傲慢自大”的样子,心中很是生气,可既然荀贞说了他并不介意,程嘉便是再对此不满,也没什么可多说的了,最终悻悻然地说了一句:“君侯宽宏,固是不与他计较,可在我看来,来日却必有他后悔之时!”

  “来日却必有他后悔之时”,程嘉这句话到底何意?

  程嘉没有进一步地做解释,荀贞也没有问,只是一笑置之。

  前边讨董未定,后头徐州起火,好在荀贞处置得当,及时灭掉了这把后院将起之火,可以把注意力再次集中在洛阳和董卓的身上了。

  潜伏在洛阳周边的斥候把董军的近况源源不断地送回,荀贞、孙坚每天都必会聚一聚,根据最新的情报分析一下敌情的变化。两天、三天,短期看来,董军似无什么变化,可如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里,却能够明显地看出董军的士气确如荀贞所料,正在一天一天地变得低落。

  士气低落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军纪方面。

  董军的军纪本就不好,随着在洛阳一带驻扎日久,军纪越发不堪,兵卒私自出营掳掠几乎已成常态,一边是掳掠增多,一边是日常的操练松懈,甚至包括营区内外的警戒,也渐变得松弛十分,漏洞百出。

  如是外无诸关卡为阻,荀贞、孙坚就不但完全可以於此时此刻遣出一支精锐,偷袭其营,而且成功的可能性还会不小。

  只是可惜,董营外有虎牢、轘辕、伊阙诸关为屏障,却是难以过关偷袭的。

  这日,从荆州传来消息。

  却是刘表被朝中拜为荆州刺史后,他单人匹马,入了荆州,——而今董卓起乱,到荆州的路上遍地盗贼,几是道路不通,刘表没带什么随从、甲士,只身长途远行,却竟然能够平平安安地抵达,既使人敬佩於他的勇气,也令人惊叹於他的运气。

  到了荆州后,刘表在宜城这个地方请来了周边的名士蒯良、蒯越、蔡瑁等人,和他们商议时事。蔡家不必说了,乃是荆州冠族,蒯家亦是名门,在荆州之地是数得上的右姓士族,蒯良、蒯越二人与蔡瑁一样,俱是久享盛名於州郡了。

  此时荆州的形势很不好,对刘表非常不利。

  荆州最富庶、人口最多、战略地位最重要的郡是南阳郡,而现在袁术盘踞在此,尽有其众,留给刘表的就只剩下了其余那些不太富庶、人烟也较为稀少、战略地位亦相对不高、离中原稍远的郡县,——亦正是因南阳在袁术手中,所以刘表才跑来了宜城。

  而在这些剩下的郡县里,大约因天高皇帝远之故,其境中素来是宗党势力强大,於今天下乱事已起,更是宗党猖狂,盘踞各地,只拥众在千人以上的怕就不下数十股之多。

  最膏腴、最重要之地为外人所占,余下之地又是宗党之地,而入荆州之日,刘表身边又无一兵一卒,仅他一身而已,在这个乱世初始之时,摆在他面前的局势不是一般的恶劣。

  荀贞与蔡瑁认识,自相识以来,他两人时有书信来往,尤其是荀贞到了颍川后,在这么一个时局不稳,形势越来越动荡的背/景下,为互通消息,彼此书信来往的更加频繁,荆州的许多消息荀贞都是从蔡瑁那里得知的,在和刘表议过荆州时局后,蔡瑁给荀贞写了一封信,信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次会议。

  刘表和蔡瑁、蒯越、蒯良诸人一样,也是出自高门,因而他此前虽未曾在荆州为官,却和蔡瑁等人是早就相识,会议上他不必遮遮掩掩,直接就道出了他的忧虑,他说道:“如今袁术在南阳蠢蠢欲动,江南宗党势力十分强大,又各自拥兵独立,假如袁术借助他们的力量乘机来攻,必然会大祸监头。我想征兵,但恐怕征集不起来,你们有什么高见?”

  当时第一个发言的是蒯良,他回答说道:“民众不归附,是宽仁不够;归附而不能治理,是恩义不足。只要施行仁义之道,百姓就会归附,像水向下流一样,为什么担心征集不到?”

  蒯越第二个发言,他说道:“袁术骄傲而缺乏谋略。宗党首领多贪残凶暴,部下离心离德,若让人显示好处,这些首领必然会率众前来,您把横行无道者处死,招扶收编他们的部下,州内百姓都想安居乐业,听说了您的威望和恩德,一定会扶老携幼,前来投奔。聚集兵众后,据守江陵和襄阳这南、北两处,荆州境内的八郡,发布公/文就可平定。即使那时袁术来攻,也无计可施。”

  蔡瑁在信中提到,说在听完蒯良的意见后,刘表称此是“雍季之论”,而在听完蒯越的意见后,刘表则称此是“臼犯之谋”。

  雍季和臼犯都是春秋时晋文公手下的谋臣。晋、楚城濮之战前夕,晋文公曾向二人问计。臼犯主张用诈谋。雍季说,诈谋虽能得逞於一时,但不是取胜的长久之术。后来,晋文公用诈术取胜,但在行赏时,却把雍季排到臼犯前面。左右不解,晋文公解释说:“雍季之言,百世之利也;臼犯之言,一时之务也。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?”

  在信末,蔡瑁说:刘表采纳了二蒯的意见,在会议结束后,就派蒯越去引诱各宗党首领。

  因为在写此信时,蒯越刚出发未久,所以成效如何,尚不可知,蔡瑁自也没在信中提及。

  荀贞把蔡瑁的信递给孙坚,待他看过,慨叹说道:“刘景升,英雄也,虽是只身入荆州,而荆州已入其手矣!”

  只从刘表把蒯良的意见比作雍季之论,把蒯越的意见比作臼犯之谋,就可看出他的雄心勃勃,也可从中看出他这是决定要用诈谋定荆州,而又用仁义治荆州的战略和政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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